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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柏坡，黨中央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會議作出關于執(zhí)行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增強紀律性，還強調要繼續(xù)克服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的成分不純、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的不良現(xiàn)象。

　　“這里是立規(guī)矩的地方。”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7月在河北考察時說，“黨的規(guī)矩、制度的建立和執(zhí)行，有力推動了黨的作風和紀律建設。

　　的確，對于一個有8800多萬名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黨，必須靠制度管好自己的隊伍，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

　　習總書記多次強調，鏟除不良作風和腐敗現(xiàn)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規(guī)制度。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長期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制定中央八項規(guī)定，到修訂《中國共產(chǎn)黨巡視工作條例》;從修訂出臺《中國共產(chǎn)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chǎn)黨紀律處分條例》，到出臺《中國共產(chǎn)黨問責條例》……

　　在近4年的時間里，中央出臺或修訂的黨內法規(guī)超過50部，超過現(xiàn)行150多部中央黨內法規(guī)的三分之一，可謂頻頻亮出“實招”，打出“重拳”。

　　狠抓廉潔自律，堅持“高線”守住“底線”

　　“看到周圍的老板們坐豪車、穿名牌、上酒樓，大把花錢，過著花天酒地、燈紅酒綠的生活，對自己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和誘惑。”在悔過書里，云南省昆明市原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李喜寫道，在工作和生活中，事事講排場、擺闊氣，整天迎來送往，忙于應酬，暈暈乎乎，完全喪失了黨員領導干部應有的清醒頭腦和堅定立場。

　　像李喜一樣，許多落馬官員的墮落之路，都開始于放松了對自己廉潔自律的要求。對于領導干部來說，檢查廉與貪的最好醫(yī)生是自己，永葆廉潔的最好藥品叫自律。

　　“廉潔自律是共產(chǎn)黨人為官從政的底線。”2015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廉潔自律的重要性。

　　2015年1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會后習近平與研修班學員親切交流。新華社記者 饒愛民 攝

　　猛藥起沉疴，廉政治頑疾。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瞄準黨員多方“體檢”查擺“病灶”——

　　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正面倡導、重在立德，樹立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能夠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fā)了《中國共產(chǎn)黨廉潔自律準則》,樹立了道德高線，強調要把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永遠排在首要位置，通過嚴肅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帶動其他紀律嚴起來。與此前實施的《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不同，新準則將適用范圍擴大到全體黨員。同時，對黨員領導干部的自律規(guī)范，不再限于“廉潔從政”，而是擴展到“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等方面。

　　另一方面，圍繞黨紀戒尺要求，同樣是在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紀律處分條例》。《條例》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guī)，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硬杠杠，樹立了紀律底線。除了把之前條例規(guī)定的10類違紀行為整合修訂為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等6類外，條例特別突出了問題為導向，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不如實報告?zhèn)€人有關事項等違紀條款。

　　兩個黨規(guī)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專家分析認為，《準則》內容更傾向于理想信念和黨員領導干部自律層面的一種內化的道德標準，《條例》恰恰是理想信念外化的表現(xiàn)。兩者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制度支撐和實踐載體。

　　有專家分析，兩個法規(guī)回答了“全面，覆蓋到何種程度”，“從嚴，嚴格到什么份上”等問題，彰顯了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釋放了越往后執(zhí)紀越嚴的信號?！?/span>

　　強化黨內問責，責任與擔當不是一句口號

　　“對自己牽頭的項目沒有檢查把關，當起了‘甩手掌柜’，造成了嚴重后果。作為牽頭負責領導，我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接受調查時，四川省彭州市民政局黨組成員曾林俊后悔地說。因為曾林俊下屬李正林嚴重違紀行為導致多付工程款，且工程存在重大隱患,2015年6月29日，曾林俊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免去其黨組成員職務。

　　黨的十八大來，強化問責成為實施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舉措。

　　“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出了問題，就要追究責任。決不允許出現(xiàn)底下問題成串、為官麻木不仁的現(xiàn)象!”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突出強調了干部問責問題。

　　對于建立問責機制的問題，中央屢次發(fā)聲——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jiān)督責任，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

　　2014年1月，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工作報告強調，加大問責工作力度，健全責任分解、檢查監(jiān)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鏈條，有錯必糾，有責必問。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糾錯問責機制，健全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罷免等問責方式和程序。

　　要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失責要問責，違法要追究，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體系勢在必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問責條例呼之欲出……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問責條例》。這部問責條例覆蓋了各級黨組織，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qū)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這體現(xiàn)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tài)度。同時，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shù)”，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shù)中的關鍵少數(shù)”，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在條例中，問責的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都更加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序化。條例明確規(guī)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天下難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細。

　　除了通過頂層設計來推進責任機制完善，在具體領域的領導干部問責也在扎實推進。2015年8月，中辦、國辦印發(fā)《黨政領導干部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首次對追究黨政領導干部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害責任作出制度性安排。

　　在國有企業(yè)管理方面，今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建立國有企業(yè)違規(guī)經(jīng)營投資責任追究制度的意見》，完善了國有資產(chǎn)監(jiān)管、落實國有資本保值增值責任、防止國有資產(chǎn)流失的重要制度安排。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署名文章中指出的，制度的生命在于執(zhí)行，執(zhí)行制度關鍵在人。

　　在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看來，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wǎng)開一面，才能不讓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