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陜商，你知道多少？
明清時期的陜商，你知道多少？
2016年05月11日 00:00:00 瀏覽量: 來源:中國商報 作者:杜君立
“三水唐家”堪稱“秦商巨賈”，圖為陜西咸陽旬邑唐家大院。
鹽在歷史上曾經是一些國家或地區(qū)的重要稅收來源，也是陜商發(fā)跡的根源。
唐家大院內景。
明朝初期，為了解決邊防要塞的軍糧供應，實施的是“開中法”。所謂開中，就是朝廷開出軍需標（物資名稱、運達地點），如標的物是糧食，商人可根據要求運輸軍糧至邊關指定地點，政府收到標的物后，按公示的標準付給商人一定數量的“鹽引”，稱為中的。商人則憑鹽引到政府指定鹽場購鹽，銷售后獲取購銷差價，便是經營利潤。明清兩代政府都對鹽實行壟斷經營，成本低而售價高，商人只要獲得食鹽許可證，便有暴利可圖。明朝的開中法始行于毗鄰“九邊”的山西和陜甘。近水樓臺先得月，陜商因此而迅速崛起。
明清500年，陜西商人借助政府實行的食鹽開中、茶馬交易、棉布征實、布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經濟政策，成為全國著名的商幫，他們把茶葉販運到甘肅和青海，把食鹽販賣到四川和貴州，從江蘇販賣棉布，把煙草販賣到江浙。經過長期發(fā)展，財力雄厚的陜商逐漸占據了以涇陽和三原為中心的西北、四川、貴州和西藏等幾大市場，被稱為“西秦大賈”和“關陜商人”。
“無西不成商”
明代宋應星談到商幫時說，“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和徽郡三方之人”，而陜商一度在晉商和徽商之上。當時壟斷西部貿易的陜西商人，每年經營的布匹達2700萬匹，茶葉1125多萬斤，皮革150多萬張，羊毛2500多萬斤，藥材1500萬斤，水煙700萬斤。明朝中期以后，開中法取消，食鹽主要產地在兩淮，集散地又在揚州，具有地緣優(yōu)勢的徽州隨之雄起。為了與徽商抗衡，風俗習慣相似的陜商與晉商逐漸結合，互相合作，遍布全國的“山陜會館”就是這種秦晉之好的地緣產物。
“三水（陜西旬邑舊稱三水）唐家”祖上是山西人，明末遷居陜西。乾隆年間，唐士雅把南方的茶葉、綢緞運向北方，把北方的煙葉、蠶絲等運到南方，在這種南北貿易中積累了大量財富。極盛時，其商號遍及一十三省，號稱“匯兌中國十三省，包捐知府道臺銜；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其規(guī)模之大可見一斑。乾隆六十年（1795年），唐家第三代唐景忠親赴北京參加了乾隆皇帝舉行的“千叟宴”，受贈七品官服、銀牌、手杖及御制七言律等，榮極一時。明清時期，三原涇陽茶葉業(yè)很發(fā)達，謂之“三原商賈，大則茶鹽”（《三原縣志》）。到了清代，涇陽為茶業(yè)集散地，茶商聚集，茶葉加工人數眾多，據道光時盧坤《秦疆治略》記載：“官茶進關運至（涇陽）茶店，另行檢做，轉運西行，檢茶之人亦萬有余人?！薄安棼}之利尤巨”，關中不少商人因開店經營茶葉業(yè)而致富。
經濟學家費孝通先生曾指出，商業(yè)是在血緣之外發(fā)展的，而地緣則是從商業(yè)里發(fā)展出來的社會關系；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皬难壗Y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明清時期的中國，具有全國影響的商業(yè)集團一般都以地域鄉(xiāng)緣為組織紐帶，被稱為十大商幫，包括徽商、晉商、陜商、粵商、閩商、洞庭商、江右商、寧波商、魯商、蘇商等。在“十大商幫”中，山陜商幫在相當區(qū)域內處于領袖地位。
“一家發(fā)財，惠及鄉(xiāng)黨，出入相友，資表比服?！睆拿鞒醯角迥?，山陜商人以其輕生重死、厚重質直、博大勁直的氣概，從鹽業(yè)起步，將業(yè)務擴展到棉、布、糧、油、茶、藥材、皮毛、金融等諸多行業(yè)，貿易范圍不僅包括國內，還遠及朝鮮和俄羅斯，可以稱得上是雄霸一方。其獨特的商業(yè)文化，成為中國古代文明史的重要一頁，有所謂“無西不成商”之說。陜商和晉商被合稱為“西商”。在很多地方，人們都管山西商人叫作“老西”，管陜西商人叫作“老陜”。
鹽與茶
陜商經營的商品以鹽和茶葉為大宗，這兩類商品都有專營的色彩。
四川自貢鹽業(yè)在中國乃至世界產業(yè)經濟史上都有其獨特的地位，有研究者認為自貢鹽業(yè)是“中國第一個資本密集、大規(guī)模生產的私營井鹽工業(yè)”。陜商在自貢的商號達150余家之多，西秦會館的碑文中有所謂“三秦客友，運銷滇黔，連檣萬艘，出沒于窮濆窳桑之間”。
陜商以水道將川鹽運銷貴州，途經瀘州，沿赤水河上溯至茅臺，卸鹽下船再用人背馬馱，分運貴陽和安順，懷仁縣茅臺鎮(zhèn)就成為陜商重要的水陸中轉站。據說，有一個姓劉的陜西商人常駐茅臺，他乃關中西府柳林鎮(zhèn)（西鳳酒產地）人氏，見當地白酒緊缺，遂從家鄉(xiāng)請來一位姓田的釀酒師傅，按照西鳳酒的配方開始造酒；到了清末，鹽商華聯鋒和王立夫在茅臺創(chuàng)建成義酒廠和榮和酒廠，茅臺酒產量大增，逐漸成為名酒。被稱為“西南巨儒”的清代著名詩人鄭珍就寫有“蜀鹽走貴州，秦商聚茅臺”的詩句。
清朝時期，中國茶葉成為國際市場的暢銷品。英國與俄國是中國茶葉的主要進口國（后期英國以印度茶葉取代中國茶葉，俄國逐漸代替英國成為中國茶葉的主要市場）。英國依靠海運優(yōu)勢把持了茶葉貿易，中俄茶葉貿易則主要依靠陸路，陜商和晉商具有傳統(tǒng)優(yōu)勢。像當初的廣州一樣，漢口作為“中俄茶葉之路”的起點，從乾隆時代就極其興盛，萬商云集。早在1820年，漢口茶葉的出口量就已經占到了中國對俄出口總量的74.3%，這一數字在20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讓這一龐大的出口額成為可能的，正是南起漢口、北至恰克圖、綿延萬里的茶葉之路。1861年漢口港出口茶葉8萬擔，1862年增至近22萬擔，此后逐年增長，從1871年至1890年，每年的茶葉出口均達到200萬擔以上。“當時，中國出口的茶葉壟斷了世界茶葉市場的86%，而由漢口輸出的茶葉就占了國內茶葉出口量的60%，大量運茶船源源不斷地出入漢口港?！?/span>
漢口因茶而興盛?！肚迨犯濉氛f：“漢口之茶，來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產。溯水以運于河南、陜西、青海、新疆，其輸至俄羅斯者，皆磚茶也。”
橫跨亞歐大陸的“中俄茶葉之路”，是繼絲綢之路之后又一條國際商路；雖然其開辟時間比絲綢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經濟意義以及巨大的商品負載量，是絲綢之路所無法比擬的。茶葉從漢口出發(fā)，經漢水運至襄樊，再經唐白河、唐河水道北上達賒旗，此后改陸運北行，由騾馬馱運北上至張家口和歸化（今呼和浩特），再遠銷俄國恰克圖。恰克圖在俄語中意為“有茶的地方”，漢語稱為“買賣城”。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在此簽訂《連斯奇條約》（俄方稱《恰克圖條約》），劃定兩國以恰克圖為界。自嘉慶、道光以來，恰克圖成為中俄貿易的中心，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yè)務皆為山陜商人所壟斷。
從漢口到恰克圖的“中俄萬里茶路”，賒旗恰好是水運終點和陸運起點。這種特殊的地位，使這個明代時尚不見經傳的小鎮(zhèn)，在清朝數十年間便成為所謂的“天下第一店”（賒店）。乾嘉年間，賒旗匯集了來自全國16省的商家，鎮(zhèn)內街道密布、商號林立，全鎮(zhèn)有72條街道，大小店鋪幾百家，人口達13萬之多。21家騾馬店朝夕客商不斷，48家過載行日夜裝卸不停，500多家商號總集百貨，72條街分行劃市相聚經營。
乾隆四十年（1775年），來自陜西韓城黨家村的商人賈翼堂在賒旗鎮(zhèn)創(chuàng)辦了商號“合興發(fā)”。到嘉慶年間，“合興發(fā)”擁有賒旗鎮(zhèn)南北太平街上的全部商業(yè)店面，常駐賒旗鎮(zhèn)的雇員有數百人。據說，嘉慶、道光和咸豐三朝，往韓城老家運送銀兩的鏢馱不絕于道，“日進白銀千兩”。
從晚清到民國，戰(zhàn)爭在中國持續(xù)了將近一個世紀，這使傳統(tǒng)鹽商遭到滅頂之災。在陜商云集的四川，“戰(zhàn)火延蔓闔省，地方全行糜爛，戶口逃亡幾盡；其時西商遇害者亦十之八九，遂使各歇業(yè)不前，黔省鹽務勢以中絕?！蓖瑫r，“秦中又遭回患，家產蕩然”，“著名如涇陽三原等縣，向號商藪……從各處財富之戶，多貿易于東南。自東南用兵，陜西物力既已潛消默耗，又加本籍被災，資產悉付兵燹”。
茶葉貿易也好不到哪里去。進入20世紀，俄帝國的覆滅與印度茶的競爭，將中國茶無情地逐出了國際市場。與此同時，隨著京漢鐵路和俄國遠東鐵路的開通，傳統(tǒng)的水運迅速沒落，賒旗與恰克圖一樣，失去了交通樞紐地位，因茶而興的山陜商人也隨之風流云散。
本與末
明清時期的陜商大多出自關中幾個縣，如涇陽、三原、富平、鳳翔等；他們的生意都在四川、河南、江蘇、湖南等外省，雖然獲利不貲，但對關中經濟的影響甚微。他們既不在陜西置買田產，也不興辦實業(yè)，“千金之子，身無寸土”，“家資巨萬，無一隴之殖”。正如《涇陽縣志》所說，“賈雖多，何與于涇？”
和所有的傳統(tǒng)商人一樣，陜商最后基本上都是結交官宦，讓子弟轉向科舉，當官發(fā)財，發(fā)財當官，這才是“正途”?！叭萍摇焙髞砭妥呦蚬賵?，第六代唐遷銓成為官居三品的鹽運使，實現了從商人到“紅頂”的成功轉型。到清末，唐氏子孫中捐得或考取各種官銜的有36人之多。
在關中傳統(tǒng)鄉(xiāng)村，一般農戶供養(yǎng)一個成功的讀書人的難度是相當大的；相比之下，托關系去做個官差倒要容易得多，因此地方風俗“多習書吏，故刀筆甲天下，次者儒，又次行賈”。當商人勢力崛起后，許多地方風俗也隨之改變，人們“崇儒薄吏。與其吏也，寧賈。故仕宦視昔十倍，富人亦數倍之，而吏習頓減”。在生活上也追求奢侈，“裘馬綺羅充塞街衢，十金之子恥于布衣，俊宇畫棟在在有之，婚喪酒禮惟以豪華相高”。
徽州因為人多地少，逼迫人們出去經商，從而形成了職業(yè)化程度較高的商幫——徽商。相對而言，關中人地矛盾并沒有徽州那么緊張，在一定程度上，人們更接受一種亦商亦農的生活方式。所謂“以末致財，以本守之”，以農為本，以商為末。這也導致陜商始終沒有脫離小農意識，在經營上不思進取，見好就收，“人貴知足，有足富者，非可以必終，何日仆仆然毋有已期也”，“財不貴積”，“茍可以足日用……夫何以厚為哉”。這種“財取足用”的局限，使陜商在后期資本積累規(guī)模上遠遠遜色于晉商和徽商。
商業(yè)雖然能夠取得暴利，但陜商往往將大量錢財用于揮霍，“作富貴狀”；實際上，那些極盡奢華的山陜會館也是一種炫富擺闊的結果。當時就就有人評價關中“商賈多不量力，競爭事奢侈，外似富而內無深藏”。這與西方早期資本家那種視積累為“天職”的“新教倫理”截然相反。
“三水唐家”堪稱“秦商巨賈”，經商致富后，在旬邑、彬縣、淳化、耀縣等地置買大量土地，每年的巨額地租收入都被用于奢侈享受?！疤萍矣袀€九彎彎，一腳踢了十三萬”，說是唐廷銓為了看一個女人裸跑，一腳就踢了13萬兩。嘉慶年間，唐家全家不過60口人，雇傭的仆人就達165人，“出門不離車馬轎，全堂執(zhí)事開道鑼”。
著名的“唐家大院”建于道光五年（1826年），整個建筑為木石磚結構，歷時43年，做工極其精細考究。最多的一天，有三四百名匠人同時施工。每座房子均用磨光的磚和精雕細刻的石頭砌成，與山陜會館的建筑風格頗為相似。大院落成后，唐家專門蓋了一座大戲樓唱戲慶祝，一連唱了三個多月。這座八十七院、兩千七百多間、宮殿式的唐家大院，經子孫變賣和戰(zhàn)亂毀壞，只有五座院子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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